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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歷屆相比，今年兩會關于教育的提案似乎格外多，學生“減負”、學前教育、教師隊伍建設、職業教育等輿論熱度持續走高。作為教育鏈條的最前端，《政府工作報告》點名學前教育，“支持社會力量興辦托育服務機構，多渠道擴大學前教育供給”。藍海市場遇到需求旺盛，政策利好的大形勢，會碰撞出怎樣的火花?

　　▍聽，兩會上的聲音

　　兩會上關于支持托育機構的興辦的聲音，還在持續。全國婦聯提出，3歲以下托幼服務體系尚未建立，亟須頂層設計規劃，建議衛健委牽頭建立跨部門協調工作機制;發改委將3歲以下托幼服務納入經濟社會發展規劃。

　　中國城鎮0-3歲托育服務存在總體規劃缺乏、責任主體不明、資金投入匱乏等問題。民盟中央建議采用各級政府設立托幼工作協調小組、出臺優惠傾斜政策、鼓勵社會力量開辦托育機構等辦法解決幼兒入托難問題。

　　而在前不久，發改委和衛健委共同聚焦托育行業發展。發改委公布《加大力度推動社會領域公共服務補短板強弱項提質量促進形成強大國內市場的行動方案》，也明確嬰幼兒照護服務對象、服務內容、從業要求等規范標準;衛健委牽頭起草《關于促進3歲以下嬰幼兒照護服務發展的指導意見(代擬稿)》已報送國務院。多部門政策的出臺，源頭都指向一個——托幼需求的高漲。

　　▍消失的托幼，高漲的需求

　　90年代，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推進，企業托幼機構漸漸消失。第二期《教育統計報告》顯示，2000年—2005年，短短五年間，集體性托幼機構減少56668所，銳減70%。但對于托管的需求，卻并沒有隨著托幼機構的減少而遞減，相反，在接下來的14年間，雙職工家庭與日俱增，尤其是2015年，全面放開“二孩”政策落地后，“誰看孩子”、“如何看”的矛盾逐漸顯露。

　　據統計，2018年我國出生人口1523萬，較上一年減少200萬，出生率創多年來新低。萬事皆有因果，在二胎放開三年的當口，生育意愿不升反降，絕對不是偶然。不可否認的是，這與托育服務的缺失脫不了干系，在一個家庭里，女性往往承擔著照料新生兒的重任，擔子一頭是責任，另一頭被挑起的則是她們的職業規劃，在家庭和事業之間保持平衡是困難的，尤其在二孩放開后，長輩幫帶也存在精力不足的情況。并且，在教育理念與日俱進的今天，對于0-3歲嬰幼兒的養育不單單是“養”，在“育”的方面也有專業要求。我國3歲以下嬰幼兒入托率不足5%，遠低于經合組織國家3歲以下兒童的平均入托率34%。衛健委一項調查顯示，76.8%的家長期望孩子能上“公辦”托育機構，35.8%的3歲以下嬰幼兒家長存在托育需求。

　　▍無托之苦，新增托育點不滿之尬

　　i-EDU對幾家托育機構的收費及人員配置情況進行了調查。綜合來看，每個托管班容納生員在15-20人左右。客單價從4000-15000元/月不等，三家機構中，袋鼠麻麻收費最低，與低客單價相對應，看護人員中沒有配備外教;客單價最高當屬多樂小熊，1歲以上的孩子15000元/月，日托時間最長，其他兩家晚接需要按時間交納延遲費用。不難發現，市面上的托管班收費高是一大痛點，客戶群體對準的多是精英上班族，對于普通工薪階層的家庭來說，一個月的托管費比月薪還要高，本想通過托育服務減少負擔的目的也變成了負擔。

　　對此，i-EDU智庫理事長陳剛認為，高昂學費的背后，是行業發展的不甚完善。目前托育機構數量少，導致定價權和話語權掌握在少數企業手中;其次，消費升級的理念下，許多機構利用家長對孩子“望子成龍”的心理，走高端路線。他表示，隨著未來托育業態成熟，將幫助整個行業實現價格的合理化，促進市場標準化發展。

　　去年4月，上海首次明確托育機構工作人員與幼兒比例紅線：每班應配育嬰員和保育員，育嬰員不得少于1名，2-3歲幼兒與保育人員的比例應不高于7∶1，18-24個月幼兒與保育人員的比例應不高于5∶1，且對人員提出資質準入要求。

　　文件發布后，上海有超過60家社會托育機構取得了開辦告知書。本以為可以緩解托育需求，但春季開學后卻呈現了一半托額都空著的尷尬景象。苦于入托無門，久矣，新增托育點為何招不滿?收費情況偏高是一部分，對于看護的不確定性以及對距離遠近的考慮都是無法入托的原因。

　　大地幼教副總裁兼首席品牌官劭和表示，當前托育需求旺盛。從企業發展的層面看，投資辦托幼機構可以解決勞動力緊缺的問題，也算是另一種方式的員工福利。托幼機構可以輸出內容和方法，聯合舉辦不失為一種好的模式。

　　▍托育賽道的未來，還是一片藍海

　　2018年，托育賽道獲得融資9起，融資總金額超3億元人民幣，其中，千萬級融資3起，億級融資1起，托育機構的發展才剛剛起步。但值得注意的一點是，這并不是全部，托育畢竟不是教培行業，它的地域屬性極強，且覆蓋范圍小。因此早期托育機構大多以社區為單位展開，很少以連鎖的方式進行，行業準入門檻不高，以看護為主，這類機構良莠不齊，缺乏行業標準和監管制度。

　　但現在，除了社區模式，其他新興模式也在接受時間的檢驗。托育機構開在辦公區附近是許多年輕人的新選擇，這種模式真正了實現帶娃上班，但商務區租金成本高、一線城市交通制約還是很明顯的。還有一種模式擴大了區域半徑，以輻射到更多的家庭，相比于前兩種，第三種模式的機構規模往往更大，但缺點也很明顯，打法不夠精準，不夠方便。大地幼教副總裁兼首席品牌官劭和認為，托育并不像人們想象的那么復雜和神秘，未來托育機構的發展模式，小型化是必然。

　　▍結語

　　多種跡象證明，托育賽道的未來，呈一片藍海之勢。i-EDU智庫理事長陳剛認為，去年學前教育新政出臺后，幼兒園上市之路基本堵死，此前一直關注學前教育的資本力量最有可能指向托育賽道，屆時可能會有大規模資金涌入。但目前早托領域還處于初級階段，托育機構的合規性指標、照護服務對象、服務內容都沒有明確規范標準，制定標準的過程是行業逐漸規范的過程，而對于托育行業的投資方來說，等待市場成熟也需有足夠耐心。

　　盡管托育賽道的未來是光明的，但上升路徑過程依然曲折而蜿蜒。前有攜程、紅黃藍安全事件頻發，后有學前新政接連出臺。眾多問題的發生和市場早期托育機構魚目混珠、稂莠不齊的現象，使家長不能完全的信任托管機構，托管改革勢在必行。大地幼教副總裁兼首席品牌官劭和表示，規范托幼機構的發展，要避免標準制定滯后，不可任其“野蠻生長”，但要避免“下猛藥”、“一刀切”的情況，否則會一定程度上阻礙托幼事業的發展。